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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在整个儒家学说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心性儒学还是政治儒学都将诚视为本，这源于儒家整套学说体系是价值指引性的，儒学从发源处就是一种价值指引学说，尽管在荀子那里分出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但是价值的指引作用是儒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进一步解释： 谓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所以孟子讲五伦，先讲父子有亲，再讲君臣有义。

其次，要找到中国传统道德的盲区，对之进行深入到本质的文化批判。除了前面讲的张君案和后来发生的药家鑫杀人案外，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李某某等人轮奸案就非常典型。文革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类似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到处可见，一些人的法西斯情结仍然还在以道貌岸然、豪气冲天的方式随时爆发出来，令人恐惧。这条原则立足于父子有亲和亲亲相隐之上，同时强化了母性的本能。这对于维系自己家庭内部的道德秩序不是很重要，但对她们出嫁后成为别人家的主妇很重要，其内容就是服从家庭中的男人。

所以《白虎通义》六纪中，连诸舅、族人都提到了，就是不提妻子。笔者的知青朋友谭合成先生呕心沥血，多方深入调查，历时25 年，写了一本记录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事件的书《血的神话》，里面一个细节令人毛骨悚然：当作者问及当时主持并亲手杀害大批无辜农民的某大队民兵营长为什么要杀他们时，他正色答道： 上面要我杀谁我就杀谁。(79)这场论争是当时的思想界大事，也可以说是熊十力一派与钱穆的直接交锋。

(19)人类情感相通，人心之所同然者就是理。(67)又解释此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3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此因管仲能辅齐尊王，而一匡天下。

(26)孔门政治理想，主德化，主礼治。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若人心无真情感，情感无真价值，则理智与意志，均将无从运使，也将不见理智所发现与意志所到达之一切真价值所在。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一章是说正如人类社会，有法律契约，有道德礼俗……然使相互间无信心，一切人、事仍将无法推进。③④⑤⑥⑦⑨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3、4、5、319、4页。

孝弟之心、仁心皆是人心。而以孝弟之情为先发而可见的最先之心，则表明孝与仁又有着先后之别。(13)钱穆：《辨性》，《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33页。(73)同时，此章解释也体现了钱穆对于孔子之心学和史学的内外一体的分析。

钱穆不能认同，并直指《尧曰》此段文字为伪，其首并无子曰字样，乃是后人掺入。(31)(32)(33)(36)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12、6、190、91页。

(90) 此批评针对康有为只重了经学之大义而忽略了史学之实迹与胡适——或许还有冯友兰——之以西洋哲学眼光看待孔子。又，钱穆解释《宪问第十四》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言：本章重在‘下学两字。

其次，这意味着所谓轴心时代或超越的时代孔子之学的出现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着历史的积淀，正如史华慈所言：在孔子和老子之前的几百年之间，道德和精神有了很大的进展。⑧钱穆：《中庸新义申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79页。前者代表历史心，后者代表个体心。(79)而自清末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占据主流的也确乎是陆王心学，正如现代新儒家贺麟的观察：在近五十年里，陆王之学得了盛大的发扬。或解作为，所指太泛，世之不知而作者多矣，不当用‘盖有二字。他转而认为《论语》一书编集孔子言行，至《微子》即当结束。

尽管有人主张，人心发展之最高阶层在理智，但人心之最先基础，则必建立在情感上。这一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大语境中有着重要意义，其《论语》学卓然自成一家。

(45)此正是批评宋儒偏重心性内圣而轻视外王。(66)以此对观，《论语新解》一书中正是突出了孔子之创制立法维度。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61)(65)(66)钱穆：《孔子与春秋》，《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第310、310～315、316页。

正如徐复观的批评：钱先生因把人自身的问题，附属于外在的自然上去解释。不仅如此，在四书系统与传道谱系中居于重要位置的曾子，如朱熹言曾氏之传独得其宗，(35)钱穆也有不同看法。所以他说：孝弟指心，亦指道。极知僭妄，亦盼读者之谅宥。

(90)(94)钱穆：《孔子与春秋》，《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08～309、317页。又如墨子，亦读过‘百国宝书，他的书，一样满口《诗》云、《书》曰，历史传统积累胸中，与孔子一色无异。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释： 孔子之教，本于人心以达人道，然学者常欲由心以及性，由人以及天，而孔子终不深言及此。(86)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麟：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第31页。

这场论争可被视作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朱陆之辨。谓曾子独得孔门之传固非，谓曾子不传孔子之学，亦何尝是!学者贵能大其心以通求古人学术之大体，以过偏过苛之论评骘古人，又焉所得？(41)此即是在批评朱子之道统论。

而重制作，便须通古今，故好古、好学便是必然。(40)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54页。(15)(20)(21)(22)(23)(24)(25)(26)(27)(28)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67、22、15、47、43、40、20、22、23、39页。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7页。

这正表明，钱穆从思想史的眼光提领出历史心和文化心，而没有停留于明儒的本体之心、超验之心。甚至自汉唐诸大儒，如董仲舒、郑玄、王通、韩愈，几皆摈不得预夫学术之大统，一若不可与共学焉。

其写作《易传与小戴礼记之宇宙论》《中庸新义》《中庸新义申释》等文便是要说明此点，其中即有《中庸》近于荀子之说，并屡言《中庸》多参杂道家思想成分。他说孔子之学近于三王异统而非摆落汉唐的单线道统，正是明证。

同样，这也意味着人之成德必在人与人之关系中达至，故其言人心亦非个体之心，而是强调人人皆具而相通的人心。说：三代之久，而知民之所毁誉，莫不有直道，如禹、汤、文、武、周公莫不誉，桀、纣、幽、厉莫不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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